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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滦州大觉寺的11个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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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奉军土崩瓦解。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5月30日下令部队撤离京津地区,向滦州方向退却,他本人亦决定出关返奉。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次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离京。6月4日晨,当专列行至皇姑屯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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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直关注东北政局的各方势力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聚焦在少帅张学良身上:日本人想让张学良当傀儡,实现在其父张作霖身上没有实现的野心,即从形式到实质上控制东北进而蚕食中国。蒋介石政府想要张学良俯首称臣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奉军内部却各怀鬼胎,有的主张仍然割据东北,不听命于任何人;有的主张依靠日本的实力进而统一全国;但大多数主张结束战争实现全国统一。在这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的时刻,张学良却在1928年6月6日至17日这12天内神秘的失踪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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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被炸身亡这天,张学良、杨宇霆正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紧张的和平谈判。张、杨欲以和平方式请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入城,然后奉军(亦称安国军)撤走,并保留津东永清、遵化等10县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部屯兵之地。孔说满足这些条件没有问题,但奉方必须接受国民政府提出的三项条件:1、东三省须撤下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换上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2、褚、孙、张须接受改编;3、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奉方本意为对等谈判互相妥协,不想国方所提条件过于苛刻,因此谈判破裂。张学良决定不让出奉军统治的北京。

而这一天,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白天由于紧张的谈判没来得及过。当晚,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部的高级人员及少数亲友,在北京中南海卐字廊,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以示祝贺。席间,忽接奉天督署密电:“雨帅皇姑屯被炸,速回奉料理善后。”当时张学良并不知其父已殁的情况,可他猜想后果必然很严重,否则奉天不会以密电形式请在前线带兵的他急速返奉。张学良尽管已经猜度到异常,但他仍然很机警地告诉大家:专车被炸,大帅只受了点轻伤。张学良虽然轻描淡写,但大家明显感到少帅已经没了刚才的兴致和风采,于是宴会不欢而散。宴后的张学良紧张不安,感到事发蹊跷,背后必有重大阴谋,遂与高级参议杨宇霆紧急磋商,决定马上离京,并下令驻扎邯郸、长辛店、卢沟桥、良乡等处属于自己统辖的奉军三、四方面军火速撤退滦河一线。离京前,张学良命令本部鲍毓麟旅留在北京维持秩序,不得发生市民骚乱。当夜,他和杨宇霆、孙传芳等乘专列离京。

6月5日。张学良的专列抵达天津附近的北仓(一说军粮城)。张学良忽然下令停车,并要美籍苏格兰人、时任奉天北宁路机务处总管的伊雅格乘坐他的小汽车,去天津市内利用各种渠道侦查有关父帅被炸的消息。伊雅格通过英国驻津通讯社证实张作霖确实被炸之后,又买了几张英文报纸,于下午4时返回张学良处报告。张学良在专列上看到英文《明星报》一版用大号黑体字标明:奉军头目张作霖昨日凌晨于皇姑屯挨炸,生死不详。张学良心中十分焦虑,恨不能马上返回奉天。当他又翻了几张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消息,初步认定皇姑屯爆炸案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其中一则消息引起他的警觉:《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秘密设防,意在拦截从邯郸前线北返的张学良赴沈》。他认为这则由英国女记者斯特莱采发的短讯绝不会是空穴来风。他确认,这些消息的背后定然隐藏着杀机。

奉天密电和报纸刊载,使张学良感到形势严峻。下午6点多钟,他和杨宇霆等在专列上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关东军在山海关一带设卡拦截,前路危机重重,当下还不能贸然出关返奉,应在滦河一线按兵不动,待弄清奉天以及日本方面的真实情况后再做定夺。

同日,奉天省公署就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发表通电,为麻痹日军及稳定政局,佯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

6月6日。凌晨,张学良的专列缓缓驶进滦州偏凉汀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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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辽天赞二年(公元926年)所置。1912年国民政府裁撤州府,改州为县。但当时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因此直到张学良等撤到滦县之时,社会上人们连同国内外各家媒体仍然称滦县为滦州。滦州,枕燕山而踏渤海,屏京津而扼关外,古为辽西孔道,兵家咽喉。两次直奉大战,这里都是奉军的大本营和指挥所;张学良的恩师郭松龄拥兵反奉,这里是誓师之地;后来张学良和白崇禧联手歼灭直鲁联军,这里亦是主战场。滦州在当时的历史关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与当时的少帅张学良更有着不解之缘。张学良在父帅被炸、前途未卜的关键时刻,又一次选择了滦州作为藏身之所。

奉军第19师第1旅旅长黄显声率驻滦本部军官到车站迎接。张学良与杨宇霆等下了专车,命令部下南驰5华里进入滦州城外的直隶第三师范学堂驻扎并设好军团部,而张学良与杨宇霆、孙传芳、刘鸣久、丁中江等高级幕僚及卫队则随黄显声上了车站北面里许的横山大觉寺。

横山,位于滦河右岸,因山体横列如屏,故名。詹天佑修建的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滦河大桥,就矗立在东南侧的山脚下,从这座铁桥上通过的京奉铁路在山南侧东西横贯而卧。横山东麓曾建有辽金时期迎送南宋使臣的行馆,清代辟为帝王行宫——偏凉汀行宫。行宫有大小建筑16座,立有各种碑碣80余通,包括康熙、乾隆等清代帝王咏滦诗作刻碑数通。山半腰的大觉寺(原名开觉寺)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成书的《大元至元辨伪录》中明确标示,曾经参加这次著名佛道两界论辩大会的大和尚释祥迈是滦州开觉寺的长老,并且是这本佛典的奉敕修撰者。由此可以看出,大觉寺至晚应修建于元代初期的1291年之前。同时也说明,滦州大觉寺早已和它的住持大德高僧祥迈长老一起闻名天下。有资料记载的是大觉寺曾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光绪四年(1878年)和民国十九年(1930年)先后三次修葺,可见这座寺庙在当地百姓中的地位。至于开觉寺为何更名为大觉寺,有学者认为是在清光绪四年重修期间,为避离此不过40余华里的永平府知府游智开的名讳而改,况且此前游知府曾任滦州知州,政绩卓著,民声甚好,为他避讳应该顺理成章。

不过佛门大觉寺在张学良等进驻之时已成佛道双修之所。正殿供奉释迦牟尼宝相,旁侍十八罗汉。正殿两侧还有东西配殿,西配殿供奉的是精忠岳飞,东配殿供奉的是武圣关羽,因此后人有记说大觉寺为关帝庙的。两厢配殿前面是东西偏殿,西偏殿供奉吕祖吕洞宾,也叫吕祖祠。东偏殿供奉碧霞元君,也有称送子娘娘的。关于东西偏殿,亦有说东供药师佛、西供送子佛的或西供药师佛、东供送子佛的,可能是时代有变供奉不一的缘故。大觉寺鼎盛时期,曾有僧侣数十名。一年两次举办的大觉寺庙会,也使这里香火旺盛,香客不绝。但到张学良等进驻之时,由于年久失修,这座著名的寺庙已是破败不堪,只有一位姓曹名信贵的道长,原籍临榆县石门寨(今属抚宁)人,秉持修行及打理寺庙事务,住在门殿东侧。张学良则住进门殿西侧一个套间,原为进山上香的善男信女们休憩所设。杨宇霆、孙传芳及随从人员或住正殿或住偏房,卫队则在院内院外搭起了帐篷。

午后,张学良和杨宇霆在正殿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大致议定三件事:一、紧急派出各路侦探密赴山海关、奉天一线侦查情况,弄清日本人是否在山海关设阻、大帅被炸等真实情况。二、由杨宇霆全权负责收束军队事宜,尽快把所有关内奉军撤至滦河一线紧急待命,同时密切注意直鲁联军动向。三、滦州一带为奉军必经之地,多有贡献,严格约束部队不得扰民生事,违者杀无赦。

当晚,张学良命随从向曹道长讨了些香烛之类,在释迦牟尼塑像前摆案祈福,默祷其父平安无事。

6月7日。上午,驻扎在天津一带的张宗昌、褚玉璞部果然发来电报,强烈要求东进出关“勤王”,扬言要为大帅被炸讨还公道,并要求在奉天东边道一带驻扎。杨宇霆认为,前不久,张宗昌刚刚向开滦煤矿借款500万元之巨,虽是败军之将,但困兽犹斗,何况新添兵饷,自信大增,实力亦大增,可以考虑借张宗昌之手给日本人一点教训,如果日本人兴师问罪,奉军还有转圜余地,可以把张宗昌交给日本人处理,收一石二鸟之计。而张学良等坚持认为,张宗昌早就居心叵测想与日本人交好,勤王是假,称霸是真。特别是其部军纪太坏,其人又机诈百出,难以驾驭,一旦出关,后果难料,坚决不同意直鲁联军要求。最后杨宇霆妥协,张、杨回电称:大帅未定,请暂缓东撤。同时命奉军一部在滦州、开平、卑家店一带设伏,以防不测;另一部在滦河东岸卢龙县石门、昌黎县安山一带构筑防御阵地,以作接应。一旦直鲁联军硬闯,坚决消灭之。

6月8日。一大早,奉天督署又一次发来密电:雨帅确已遇难,万望节哀顺变,速请返奉主持大局。张学良顿觉痛彻心扉,泪如雨下。不久,派往奉天的侦查人马也星夜乘车赶回,向张学良证实了大帅已于6月4日被炸身亡并早已发来密电的消息,分析可能是真实电报被杨宇霆扣押了。

张学良五内俱焚,一个人躲在内室痛哭不止。机要秘书刘鸣九拿了几封电报来签,见到少帅眼眶红肿、泪迹未干,忙问怎么了?张学良见左右没人,低低的对他说:“老将不在了。”说着痛哭失声。刘鸣九劝慰了一阵说:日人有虎狼之心,奉天紧急,南京又步步紧逼,请少帅早作定夺。张学良说:老将是不跟日本人同流合污才被他们给害的,此仇不共戴天,岂能不报!但东北一隅,不足以抗日人,必要全国统一,才能血洗国恨家仇!张学良说罢,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命刘鸣九回密电严嘱家人:“对老帅之死,务必严守秘密,只说伤势轻微,正在调养,医生照常来诊,厨师照常送饭,一切镇静如常,待我回奉处置”。

下午3点钟,杨宇霆来见,张学良怒问:老帅已去想必你们早都知道了吧?为什么独独瞒我一人?杨宇霆说:只怕你一时冲动不计后果遭日本人暗算!张学良愈加愤怒:只怕你杨参议另有打算吧?杨宇霆此时也愤怒的拿出几张报纸扔给张学良道:这算什么?都是你指使人干的吧!张学良一看,是几份天津传过来的报纸,上面大意都是:杨宇霆是谋害张作霖的元凶,杨宇霆已被张学良在滦州前线就地正法等等。张学良气得把那几张报纸揉成一团砸到地上,怒道:这明显是日本人挑拨离间你看不出来吗?我张学良光明磊落从来不干这些下三滥,你现在不是还还好好的吗?杨宇霆暴跳如雷,大骂张学良居心叵测,“我们帮老帅打下的铁桶江山早晚毁在你小六子手里,你就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左右没人敢进来劝架,两人大吵了一阵,杨宇霆愤怒至极,把门用力一摔,“砰”的一声,破门而去。

同日,鲍毓麟旅按张学良命令撤出北京城。国民革命军接管北京,北京改称北平。

6月9日。张学良几乎彻夜未眠,一是痛苦父亲之死,二是愤怒与杨宇霆的矛盾已经公开。早饭后,孙传芳等请来杨宇霆和张学良,在大殿内调停二人关系。二人各自承认不冷静,达到表面和解。随后,张学良命人置办了一些香烛纸钱类,和众人一起秘密祭奠其父亡灵。

简单的祭奠仪式结束后,张学良、杨宇霆召开会议,规定铁的纪律:严令奉天不要再来电谈及大帅之事,以防被日人侦知;把大帅消息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任何人不准泄露大帅已殁消息;严密注视日人动向,防止其乘隙蚕食东北。

下午,张学良、杨宇霆在大殿继续召开军事会议,密议东北局势和将来打算。杨宇霆认为,日军有虎狼之心,我们守土有责。但当前老帅已去,群龙无首,鉴于形势非常严峻,应该和日本人达成必要的妥协,借助日本人的实力,达到占据东北一方、巩固发展奉军势力、与国军抗衡从而最后消灭国军取得天下的目的。

而张学良认为,倭寇侵华,天人共愤。何况我与他们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要我和日本人合作,休想!张学良在会上慷慨陈词:“目下外有强敌,内有兵患,国事阽危,民生涂炭,学良五内俱焚尔!必要罢兵息争,实现中华统一方为当今之大计也!”本次会议虽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张学良明确表达了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罢兵息战、谋求祖国统一的态度和想法,为以后的东北易帜打下了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明确而坚决的态度,已经决定了奉军内部的人心向背,为此后解决一直阻挠统一的杨宇霆问题做好了铺垫。

会议最后,张学良和杨宇霆在做好应对日本人和张宗昌部突袭问题上达成一致。并责成杨宇霆全权部署驻扎在滦河一线的三、四方面军各部,做好应付任何情况的准备。

有心腹私下问张学良,你把兵权都交给杨,不怕他有异动?张学良笑笑说量他也不敢!其实张学良在用人方面,比老帅张作霖更有远见卓识,在奉军中他已经培养了一批心腹干将,死心塌地拥护他的新派,如万福麟、王树常、邹作华、刘翼飞、高纪毅、王以哲、黄显声、刘多荃等人,这些人都是三、四方面军的实权派,他们只听命于张学良。杨宇霆有政治野心,对张学良接老帅的班是个威胁。张学良一直对他提高警惕。杨宇霆目下虽对三、四方面军有指挥权,但三、四方面军部下都是张学良的亲信。张学良知道他想抓部队,对秘书长刘鸣九说:“他不是要抓我的部队吗?看看我的部下能不能被他抓去?”张学良还关照副官处高纪毅:“举凡人事任免调动的电文,一律不要送杨宇霆批阅,以免他乱安插人”。

为了监视杨宇霆异动,张学良还以“保护杨参议绝对安全”为由,派出自己的心腹、警卫营营长崔成义带60余名骑兵随杨宇霆一起行动。

6月10日。天气晴好,几天来的连绵阴雨一扫而光。一大早,张学良就起了床,在院内散步后出了庙门登上横山山顶。前面研山虎踞一塔横空,山脚滦水龙翔蜿蜒南流,背后万山叠翠长城飞渡,西侧松柏森森古道隐隐。张学良不禁深吸一口气,几句诗行自然流出:世事仁者觉,幸有大觉名。天意何愦愦,人心自明明。回来后,就把这几句诗记在本子上。

早上吃饭时,他问刘鸣九,山海关有消息吗?刘鸣九答还没有,今天应该回来了。果然,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左右,山海关的两路侦探先后赶到,都报告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搜查甚严,铁路、公路甚至海路都有设卡,特别对于青年人搜查极其仔细,明显是针对少帅的。尽管张学良此时已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回奉天,但听了侦报,只得继续安心在大觉寺隐蔽不动。

6月11日。上午,张学良密电奉天以奉天省长刘尚清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意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并请国民军勿再对奉方用兵,以免生灵涂炭。

下午,张学良命人叫来理发员,剃去一头漂亮的分发。副官谭海诧异的问他:军团长,好好的头发怎么剃了?张学良道:光头明志,必报父仇,我与倭贼不共戴天!

晚上,他偶然路过曹道长门前,听到里面隐隐有祈祷之声,其中有“天兵天将六丁六甲护持安国军大元帅张公早升天界位列仙班”之句,不禁对随从说:这老道倒是个有心之人,不要亏待了他。

6月12日。阎锡山派代表与张宗昌、褚玉璞的代表商定直鲁联军和平退出天津的办法,国军第三集团军接收天津。张宗昌与褚玉璞所率直鲁联军5万余人自天津向芦台、宁河一线撤退。午后,张宗昌给奉军的电报同时送达张学良手中,措辞强硬,表示“前有友军掣肘,后有国军威逼,情非得已,为出关不惜一战”。张学良和杨宇霆等人紧急磋商后同样以措辞强硬的电报回应,令其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自负其责。同时紧急调配主力部队做好截击张宗昌的准备。

6月13日。张学良只带几位随从,到离大觉寺南1公里的洋火(火柴)公司凭吊当年恩师郭松龄率部誓师之地,烧了一些纸钱祭品,表示对恩师的哀悼。并对随从咬牙切齿的说:“恩师死于矬子(暗指杨宇霆)之手,来日必报此仇以昭天下!”

从火柴公司祭奠恩师回来后,张学良为了试探杨宇霆,和他作了一次密谈。张学良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自己只做副手或出国考察皆可,条件是请杨宇霆必须与日本人断交。杨宇霆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怎么管奉天?再说,奉天一地太小了,搁不下我!二人不欢而散。张学良私下对心腹说:矬子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要想实现统一必除此贼!

6月14日。上午,张学良召开小型秘密会议,参加者有驻滦部队长黄显声、警卫营营长崔成义、秘书处长刘鸣九等,密商了四件事:一是如何安全返奉;二是如何对付杨宇霆;三是如何反制反对东北改旗易帜者;四是确定与即将到来的国民政府代表何成濬谈判内容。

下午,张学良秘密会见蒋介石派来的心腹代表何成濬。何成濬婉转透露了蒋介石说白崇禧等要“舍张保杨”推举杨宇霆上台主政东北的消息。张学良顿感事态非常严重,马上与何成濬代表达成一致意见:东北改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张学良上位。为谨慎计,暂不宣布东北改旗易帜,而只宣布国民革命政府北伐成功。

6月15日。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各大媒体宣布:北伐成功。

张学良电令在奉天和天津等媒体均散布假消息,说少帅已于昨日返奉,正在大帅床前尽孝之类。

上午9时,张学良送别何成濬。

上午10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到滦州城南西三里庄探望东北讲武堂教官郑锦堂之母,送老人家金手镯一副,并请郑锦堂之妻做好准备,不日即将命人接她到东北与丈夫团聚。郑家上下都对少帅感激涕零。

张学良等告别郑锦堂的家人,随后到离城西南20余里的范庄村拜望武术大师汪海,并请他作自己的保镖,护送他一起返奉。汪海百般推辞不过,只得随少帅来到大觉寺,担任贴身护卫。

下午,张学良命刘鸣九等人起草“和平协定”和东北改旗易帜的预案。

6月16日。早饭刚过,张学良命人叫来黄显声,告诉他准备返奉的决定。黄显声建议他化装行动。张学良说可以,并命他率部打好前站,保证万无一失。

黄显声刚走,张学良又命人叫来警卫营营长崔成义,命他在警卫营中挑选身手好的官兵与他一起化装返奉。

中午小憩了一会儿,张学良叫来刘鸣九说,笔墨伺候。刘鸣九赶紧在桌案上摆好笔墨纸砚。张学良说,前几日登山得了一首小诗,你看如何。说着,刷刷点点,在宣纸上写下那首五言诗,交给刘鸣九说给曹道长送去,顺便开一张5000大洋支票给他,叫他把大觉寺重修一下!刘鸣九拿了张学良的墨宝,赶紧找杨宇霆去办理支票事项。两年后,大觉寺修葺一新时,曹道长在正殿檩嵌上大字楷书“中华民国一十九年张学良捐洋五千元重修”字样。

6月17日。上海《申报》发表“路透社十六日北京电”专稿,题目是:东三省确将易帜。副题:俟布置稍定即将发表。

上午10点,张学良在大殿召开驻军大觉寺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对这次返奉军队的先后顺序和注意事项以及作战准备作了明确部署。并由杨宇霆继续留在滦州指挥东撤事宜。实际上是张学良预留手段,以防杨宇霆干涉奉天诸事。

深夜,按照张学良的部署,奉军刘多荃团分乘两列兵车返奉。只见第一列兵车中间的一节车厢上来了一队军人,他们抬着行军锅,背着灶具,拉着捅火棍,穿着油腻腻的旧军装,一看就知道是火头军。火头军中,有一人约二十多岁,剃着光头,一脸愁容罩着略带稚气的脸,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张学良采纳了黄显声的建议,走的时候穿了一身士兵服装,看上去和普通士兵没有两样。张学良和这些警卫营官兵扮成的火头军乘第一列兵车。营长崔成义和副官谭海、保镖汪海以及其他精武卫士们就坐在他的身旁。

临行前,他亲自交给留守滦州的军团参谋长鲍文樾和秘书长刘鸣九一封密信,要他二人“把杨监视住,不能有任何疏漏”。

汽笛一声长啸,军列缓缓驶出滦州偏凉汀火车站。夜色中,坐在闷罐车里的张学良虽然已经看不到大觉寺的身影,但这座给予他12天存身之地的寺庙,却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机缘巧合,这里成了促使他做出东北易帜重大决策的地方。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这一决策,伟大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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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后更新于:2018/09/24 13:40:27,可能因经年累月而与现状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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